独眼讲八卦

 《 胖子 》

  当当上市

  joyo上市

  全国各地有售。。。 

南方人物周刊 2011-10-24

我不承认自己是“中国胃”，在这趟旅行之前。毕竟我是一个每天早上喝咖啡吃奶酪面包的家伙，活得小资兮兮，时不时吃顿pizza、pasta，也出过几次国。出发前，去过芬兰的友人还反复强调，那里的食物很好吃，尤其是有诸多鲜美的浆果和蘑菇。听着她说，我脑子里就不断走过场般地涌现出动画片里小动物嘬吮浆果果汁或者手持蘑菇拨弄的兴奋模样。

于是，当我在赫尔辛基落地，拖着咕咕叫的肚子去芬兰汉堡王吃“炸鱼薯条”的时候，我想的是，这才刚刚开始，后面将有无尽的美味包围着我。几个小时之后，我面对三大盆即为自助晚餐全部选项的沙拉，深深庆幸自己吃了热的且有一整块富含蛋白质的炸鱼。周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人，没人像我和我的同伴那样面露难色，他们只是带着心满意足的微笑着一进去就把含有火腿碎屑、相对好吃的土豆沙拉盛光了。在设计过度的房间里，我们用着绘印有个性图案的精美餐巾纸，端着世界知名的餐盘，吃着冰凉菜叶子。那里面的蘑菇可真是好吃，软软的，让人怀念肉……即使仅仅是超市冰柜里放在白色不环保塑料盘子上的工业化生产的香肠片。

几天之间，我们衣冠楚楚，一本正经，举着高脚香槟杯，有时在商店里、有时在大学图书馆前的门厅，站着，吃沙拉。“下一顿会吃好”的希望，在第三天就已经全面破灭了。每顿饭都大同小异，具有相同的特点和缺点。窗外是赫尔辛基淅沥沥的冷雨，我像一只被迫在北极圈生存的大动物，不得不用自己的体温温暖胃里的食物。

某个晚上，我们终于被带到真正的餐厅里坐在桌边“用餐”。我心花怒放地吃掉了海鲜冷盘，又不得不忐忑地去排队自取。这一次，真的有成片成块、令人瞳孔放大的肉。然而，被我视为牛肉饼的玩意儿是烤得黑黑的胡萝卜丝饼；以为西红柿里面是奶酪肉丸，实际上是蘑菇碎；与鸭肉搭配的红色冻状物，是超级甜的果冻。嘴里充满奇特的味道，再塞进如花的甜点，彻底被奶油糊住了嘴。

回北京之后，大家问我在赫尔辛基吃了什么大餐。那是一顿中餐，我和同伴逃离了社交party去寻找热食。餐厅是五个开间的像样铺面，写着“东北虎”和“ChinaTiger”，与周围一间宽、写着歪斜“中国大饭店”几个字的小铺有天壤之别。两个人，点了蒜蓉西蓝花、麻婆豆腐和农家小炒肉。可亲的服务员说着带点儿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菜品做得和国内味道接近，样子家常……可我们每吃一口都满含热泪。每道菜的价格数字与国内无异，后面却是黑体的欧元符号……掏出信用卡结账，我的手都颤抖了，吃了300多人民币的农家小炒肉将是我人生的里程碑，自虐般地后悔没试试68欧的酸菜白肉。同伴看着没吃完的麻婆豆腐，幽幽地说，这就得100多啊。我们只是为了吃顿热食。

南方人物周刊 2011-12-03

在英国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去中餐馆吃晚饭。起身要走，老板突然瞪大了双眼：“我的相机包呢？”排除了他落在厕所里、旅行车上的可能性之后，我打了他塞在相机包里的手机，竟然拨通了，有人接起却不出声，很快挂断了。可以确定被人偷了。

中餐馆会说普通话的领班和不怎么会说普通话的领位员，做出负责又无奈的反应：“怎么办呢？我们这里虽然有监控，但负责监控的人已经回家了——他的家在伦敦城外啊，我们没有监控室的钥匙，而且你们坐的位置也是监控唯一照不到的那桌。”真巧。

只能靠记忆力往前倒了。老板坐在我旁边的位置，坐下之前，他把相机包放在了我俩之间的地上。他的椅背对着过道，后面是一个空桌。……曾经有两个老外拎着大包小包的名牌购物袋，被领位员带到唯一空着的那个桌上。从老板身后挤过，但没有一分钟他们就抱怨位置不好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只能是这两个人了。

他们是什么时候、怎么盯上我们这伙人的呢。没看见他们低头，竟然瞬间就把两把椅子之间的大包拿走了，神不知鬼不觉。厉害！呃，不是感叹的时候。虽然想不通，却好像只有这么解释了。连老板也只能苦笑着骂：“臭小子！该死！”，自暴自弃又烦躁地踢着餐馆无辜的椅子腿儿。

有人去找警察了，其他人为了调节老板的心情，纷纷帮忙。有人用了添事儿法：信用卡呢？也塞在里面了？停掉没有？手机也要快快停机？老板赶紧打电话回国内挂失。有人在劝慰：往好处想，好在护照还没丢，明天就回国了。有人火上浇油：您怎么能只放在地上呢，这么重要的东西，应该搁到墙角啊。有人在抱怨：不是说这儿治安还不错么？怎么就被咱们碰上这种事啊。

在大家各显神通的时候，我想了想，讲了一个我姥爷以前说的故事。作为共和国早期的摄影工作者，他们在一九五〇年代去过一次苏联，当时就有人告诫他们，去红场一定要小心，小偷很多。于是，在穿越红场的过程中，他们个个都紧握着挂在胸前的相机，不敢迟疑也不敢多拍。当走到红场另一头、终于松了口气的时候，一位同志大惊：我的相机丢了！打开革制的相机包，里面空空如也。要知道，那种老式相机，不仅伸出的镜头卡在相机包前面的开口上，外面还要扣上盖子，相机两端也设有两个扣环，放进包里之后要用包上专门的搭扣从中穿过，扣死，这才算放好。可眼前，相机包完整无损，连搭扣也扣着，就像那里面放着一台透明的立式相机。

我讲完这个故事，大家一阵无言以对的沉默。幸好这时找警察的那位跑回来了：“巡警不管，咱们得去警察局。”

《恋文的技术》

守田一郎是个普通的研究生，被教授发配到边远萧条的海边跟着总是责备他的助教进行实验，他孤苦无奈，决心进行百无聊赖的“写信达人修炼”——实际上，他想写的，不是书里出现的这些数量庞大的信，真正想写的，只是一封而已，一封能够一举扎中心上人芳心的情书。

无论怎样，把任何小说浓缩在一个句号之内都会让它本身的趣味大减，《恋文的技术》本身要比如上梗概有趣得多。典型的“森见体”，小青年心中怀有爱，口中笔下却躲躲闪闪，尽可能顾左右而言他，绕开他无法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本身，振振有词地教育友人说“所谓的恋爱不外乎就是自己‘陷进去’，而使对方‘落下去’的问题”，其实自己完全把握不好应对之法。

《恋文的技术》用的是不常见却也非突破性的书信体，相比《太阳之塔》和《四畳半神话大系》，这本书的非理性、幻想性情节要少很多，可毕竟是森见登美彦的小说，他永远不能放弃在故事里搞些特别的玩法，比起《四畳半神话大系》里一次次轮回般稍有差别的重复，他在主人公的信里也做了文章。

守田一郎的信，不是写给一个人的，他绕了极大的一个圈子，写给朋友、难对付的学姐、当家教老师时教过的少年、妹妹，甚至本书的作者森见登美彦。这些收信人都不是老实的家伙，他们的回信虽然没出现，一个个却都在进行着各种行动，影响着“我”的生活，“我”抱怨、烦躁、不安、痛苦、纠结……信的排列按照收信人分组，又玩弄着时间线的交叉，比如，第一话是四月到七月给友人的信，第二话是给四月到八月给师姐的信……这么接力下去，几话之后，却再度出现了八月给友人的信，……信絮絮叨叨写了大半年，从四月到十一月，把人物和时间和事件都做了切片，时间令事件重叠，每封信又再加上新内容，于是，这些信像套色版画的图版，单看并不觉得有什么，一层层颜色叠起来，才呈现出扭捏的恋爱风情。第一人称写就的小说，一个最大的有趣之处就是那个“我”是会骗人的，倒未必是编造谎言，而是总也不说出事情的全部。而“信”的一对一属性，又让这种“不全”发挥到了极致。守田一郎为了维系自己在不同对象面前的形象，小心思往往只露出一角又藏住很多。寄给不同的人的每一封信都呈现出“我”不同的语气，一点点揭露“我”混杂、丰富又充满伤感和怨念带点儿撒娇感的精神世界。

我深深理解理科生死脑筋的做法，无论想做什么都需要先行操练，直到感到万无一失才去做本来想做的事。先要练习写信，再学习写情书，毕竟，人生中，写情书确实要被评为“又难又恐怖”的事件之一。守田一郎的情书之路如同漫漫征程、费尽思量无所位移也是理所应当，怎么向一个人表达我爱你，怎么说才对？在无数给各色人等的信件之后，在九封多数只写了一半的失败情书之后，他总结到“不要豪言壮语，不要卑屈低下，不要故作姿态，不要暴露笨蛋的一面，不要自作聪明，不要拘泥于胸部，不要自以为是诗人，不要过分称赞”，最后一条“不要写情书”。他的心仍然在为那个女孩狂跳，他最终写了一封最不像情书甚至都不像信的信，安排下一个最具戏剧性的场景，几乎是忍无可忍将自己置于绝境，只能放手一搏。

我喜欢森见登美彦的作品，到不了爱不释手的程度，但总能从里面获得感同身受的触动。他的男主人公都像是一个人，他的故事又像只有一个明明没有困难却要制造困难再躲在暗处苦恋的主题，可他又似乎每次都用新花样重新敲打人心。那些主角不够迷人，却不令人反感，他们自说自话咕噜着长句，颤抖的，纠结的，又急于掩饰自己纠结的长句，辩解说“我不是这样”，激励自己“这样可不行啊”，却垂头丧气地将所有对爱情和日常生活的希望降低到极点，拼命压抑又完全压抑不住似的再冒出心声。他们幽默、自嘲，拧着八字眉颤抖着肩膀苦笑，心中满是冲动妄想，现实中却寸步难行。这就是恋爱中的胆怯小人儿，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

到了我这个年龄，身边大把买房的人，即便是在建筑设计从业人员的圈子里，装修仍然是一件折磨人的事，不少家庭为此大吵大闹甚至妻离子散。许多人能设计300米的摩天大楼，却定不下自己家厕所的浴盆应该是什么形状放在什么位置。他们面对装修难题往往感到一个头有两个大，而自己也就是个二头身，总是力不从心，想到自己将在一栋或者几间房子里生活十年二十年，只觉得什么都要自己决定才放心，可也正因为这样，每一步都如履薄冰，难以抉择，生怕不是最优答案，往往时间不等人，最后的决定恐怕是仓皇的误选，只能扼腕，一说起来都是想当初要是怎样怎样就好了。

对于这种看似只有教训的事，《设计准则》是来讲授经验的。相当反潮流的是，全书都是普通纸印刷，没有一张家装杂志那样的铜版纸，包括作者照片在内都没有一张彩色照片。棕色字和蓝色线图的搭配，充满复古感……但它的英文原版，确实是在2009年出版的，并非古书新译。

作者伊莱恩•格里芬，是被美国家装杂志评选出来的100位顶尖室内设计师之一，但她在书里的角色，不太像一个居高临下的老师，而更像《威尔与格蕾丝》里那个也是室内设计师的格蕾丝，她刻薄、话多、有点儿神经质，又确实肚子里有很多贴心的真知灼见。她并不强调美和时尚，不特别推崇哪一种风格，北欧式、MUJI风都没提起，倒是经常强调，选你所喜欢的，让家变成你心爱的愿意住的样子是最重要的。

格里芬的书，很专业。在难题面前，她简单扼要地说明原则，像居室的颜色要怎么搭配这样的问题，市面上的书摞起来绝对超过两米高，但格里芬说，只要自然界存在的，就是好的搭配，你只需要选两种浓烈的作为主调，再选两种鲜艳或不常见的作为小饰品的色调，就足以解决问题了。她强调了尺寸的靠谱，有常见的，比如，壁柜的高度和宽度、厨房操作台的长短；也有需要相当经验积累才能主意到的，比如，不满铺地面的地毯应该跟墙壁留有多大的空隙才不让人觉得堵心，在烤箱前面要留有多少空间才不会觉得自己快要被火燎着。在琐碎面前，她提供了多种类型图示，无论是吊灯床头板的样式、地砖的铺法还是可选的窗帘，一目了然。同时，她额外给出了“行业秘密”“设计小窍门”和“拇指规则”，常让我感到恍然大悟，原来这么简单——对于这一点，我想说，此前我从未见过室内设计师会为你家地下室散发的气味提出什么有意义的建议，更没听过任何设计师大方地承认自己把洗手液瓶子的标签泡掉，接着用那个瓶子。

她讲述的方案，看上去很实用，不仅是因为上述原因，还因为她非常实在地谈论预算和空间，甚至考虑了租房者的小规模改造。小空间可以布置得很舒适愉快，大空间也可以不再空空荡荡而变成现代意义上的豪华宫殿，这都不是纸上谈兵，她详细说明了不同类型房间布置的方法，具体选用哪种具体的材料、放什么样子的家具、如何布置灯光，出发点一概是多快好省地达到效果，她也强调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要花大力气，比如，处理好浴室瓷砖的接缝。

现在，买房仍然是世界人民的重大人生问题，装修是附带的待办事项，多数装修杂志和书，里面的窍门也不是没有，却总是会淹没在大量信息量很低的内容里，真正的问题，永远是不能用或素雅或艳丽的美美家居图片来解决的。我觉得，格里芬也是知道这一点，她也明白，人们是多么想亲手设计自己的家，多么想住在能让自己拥有幸福感的舒适的地方。她有时候挺搞笑，喜欢在自己的话后面加个括号插几句吐槽话，偶尔开句玩笑。这让一本竟然是字多与图的装修指南一点儿都不枯燥。幽默的人跟你讲装修这么苦恼的事，好像让事情变得不那么困难了，估计看了这本书，那些激烈争论的夫妻会感到汗颜，本不用那么急赤白脸嘛。

　　
　　也许有一点难以想象，在这个强调一夕成名并渗透着各种贱卖气息的时代，我们仍然需要纪念碑。城市的天际线早已处于高位，曲折混乱，除了再盖几百米足以争夺世界排名的摩天大楼之外，没有什么能刺破它担负起充当城市标志物的责任。文化、历史、美学方面的纪念意义也早就被博物馆建筑榨干挖透。
　　
　　在这种背景下，2008年，武汉决定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修建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位于同期新建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前的广场上，地点选在长江大桥东侧。为此，他们举办了少见的全球征集设计方案的竞赛，短时间内收到了两百多个设计与建议。评选并非政府一家之言。在专家评审选出的了六项设计之后，更大的决定权集中在市民手里，方案放在武汉市城市规划展示厅展出十天，市民可以通过寄送报纸选票、网上投票、现场投票等方式选择他们最喜欢的方案。
　　
　　最终获选的方案是一座形如方尖锥的高塔，设计高度为100米，端头被斜劈为刺，指向空中。碑内部的狭小空间内，容纳了楼梯和一部电梯，参观者可登上纪念碑70米左右的高度，环视以首义文化区为视域中心的武昌地区。以钢构架为主体，外挂的花岗岩板上，精心切割排布出复杂的图案，小小的三角形不断升高汇聚，逐渐变大拉长，像伸向天空的振臂。在图形的内部配以大量LED灯，经过电脑控制，它们将分区域闪动不同明度彩度的红色光，忽明忽暗交替闪烁，相互辉映的效果令整座纪念碑在夜幕中就像燃燃灼烧的火把。在碑顶，高亮度的氙气灯组，会向空中发射垂直的远程光柱，让这座纪念碑足以在暗夜里成为刺向天空的一支光剑。
　　
　　方案造型硬朗，不拘于一种冷冰冰的硬质表面，由于LED灯的设置拥有了丰富的表面变化，配合广场设计，纪念碑的火花宛若正在四处飞溅，虚拟火焰的效果紧紧贴近了辛亥革命“薪火相传”、“星火燎原”的寓意。
　　
　　从地理位置来讲，武汉，是中国的心脏，也是内陆地区最为重要的城市之一，但长期以来，武汉人一直认为这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错过了多次发展的机会。所以，武汉人希望以“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再设起点，重振武汉。而这个方案，要比其他入围方案更能够带动武汉人的情绪。尤其是顶部发射的光柱直指人心——那是一种指向天空的力量，像是对天空发出的呼号，是他们想要脱离商业化建筑腐臭气息的一种顽固的精神符号。
　　
　　纪念碑的设计者是年轻的建筑师徐东昕。在参加竞赛之前不久，他刚刚独立开设了自己的XD建筑师事务所，为项目难求苦熬死等之际，偶然看到辛亥革命纪念碑征集设计方案的竞赛，参赛没有太多条件界限和资质要求，于是，这成了他事务所的第一个项目。
　　
　　以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事件修建的纪念碑，受条件和受众所限常选用具有群众基础的传统形式，用具象象征的手法传达纪念意境。而徐东昕的方案是几何形式的、抽象的，他使用了计算机参数化设计的方法来生成立面图形，从几十种条件可能性、几百个模型中筛选。整个设计的过程中，对他来说，纪念碑不是雕塑，而是一栋有着特殊意义的建筑。除了用造型来反映辛亥革命的意义之外，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用静态的可能矗立百年的建筑去影响整个急速发展变化的城市。他试图让这座纪念碑能够更具有前瞻性和冒险精神，回顾历史之外，还能创造城市的未来。比起高调、前卫追逐时尚的南方城市，武汉至今尚未脱去内陆老派工业城市的沉重，这正是它一直想改变的。无论是徐东昕还是武汉人，对纪念碑都寄予了很高希望，似乎这就是扎向武汉大地重新起搏心跳的一记针灸。
　　
　　辛亥革命纪念碑设计的中选，改变了徐东昕的设计生涯，以此为契机，他的事务所变得非常繁忙，总是同时运行着数个项目。而武汉的这场设计竞赛，不仅展现了这个城市开放民主的一面，也为中国建筑界带来了一点震动。建筑师们重新去思考关于城市标志性建构筑物的问题，以新的眼光审视纪念碑在现代城市存在的意义。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不那么实用功利的实体来感染和调动精神层面的更深感受，越是简单的，拥有单一性、唯一性的事物，越令人容易受到感染。
　　
　　这些变化，让人想到辛亥革命。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它的源头却是一个造成炸药爆破的火星。涉事英雄们的惨死，引发了全国各地的连锁革命。各阶层群氓似的行为，超出想象的发展速度和难以预料的走向，是这场革命的特点，也成了此后中国革命的生发模式。以当下的观念来看，辛亥革命，是一场“涌现”（Emergence）——这个源自于系统科学被用于复杂理论的词用在这里极为合适。激烈的反抗像湿土下冒出的笋尖，看似盲目的人们不断在问着：“这里由谁统治，由谁发布命令，由谁预见未来？”（引自凯文•凯利的《失控》）革命后的“蜂群”重新寻找自我，设定新的规则。即使革命本身失败了，却成功结束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一个旧的政治体制不复存在；即使革命之后时局再反复甚至曾有倒退，中国社会仍然摇摇晃晃地进入新的文化与历史格局。
　　
　　尽管原定于今年竣工，眼下，辛亥革命纪念碑的建设正处于休工期，据说，工程将于百年庆典活动结束之后重新开工，明年（2012年）人们才能看到它的真面目。好事多磨，纪念碑如辛亥革命一样，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不看电视、报纸，我也不知道Apple到底都在我爸妈频繁接触的主流媒体上做了怎样的宣传。连续好几个月，我妈如同被洗脑的传销人员，每次见面都对我大肆宣讲iPhone、iPad的品味、趣味——“你知道么？那上面有只猫，你可以打它、骂它、对它说话，还能咯吱它。还能打小鸟。”我说：“那是小鸟打猪。”我妈说：“反正差不多。”最后，连我爸都说，“苹果导致诺基亚股票都下跌了”，并很关切地怕我落后于世：“你为什么不用iPhone？”“我手机又没坏。”我嘟囔着。他说出了让我更为气绝的话：“没钱我们给你买。或者那个大个儿的，也可以啊。”

在保证对我自己的夏普手机不喜新厌旧的同时，我由于夏夜着凉而患上了右腿疼的毛病，家里一直对Apple产品嗤之以鼻的“领导”出于对我“可能是腰椎出了毛病”的恐慌，终于悠悠地说：“要不你买个iPad吧。这样你可以躺在床上看书……虽然你不怎么看书吧……反正你生日也快到了，解决一个年度重大问题。”“领导”在任何花钱的问题上都非常理性，需要列出四五条理由才能下定决心，这好容易算是攒够了积分。

买了iPad，嬉皮笑脸地拿回家，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对自己智商的怀疑。开着一个外文杂志上的“一步一步使用iPad教程”，却在连接无线网一环需要输入我自家wifi的密码时遇到了阻碍：当我小心地按完所有数字……惊恐地发现，不敢乱按，又找不到确认的按键。一切基于微软window系统留下的使用习惯在这样一个薄薄的机器面前毫无参考价值。这个问题我竟然是靠搜索找到答案的——“按那个写着‘Join’的键！”而后，不知如何在文字间移动光标、不会拷贝、不懂关闭后台程序的诀窍，只知道在屏幕上猫一般抓挠，再十分猥琐地左搓搓右搔搔……

如今，每到周末，我都像献宝一样，回到父母家，掏出包里的iPad，我妈不是对着“汤姆猫”大呼小叫，就是玩“愤怒的小鸟”，我爸在谨慎地端详了许久之后，也甚为严肃谨慎地开始“接水管”。今天晚上去餐厅吃饭，我妈从点菜玩到吃饭，我刚收起来，她吃了个肉串就遗憾地哼唧：“啊？收起来了啊？”我赶紧又拿出来奉上，她擦擦手，又笑着点起屏来。

看我爸妈玩的样子，有种童年倒行逆施的感觉。想到自己上学的十几年间，只在我表哥淘汰的红白机上和我爷爷打过坦克、和我爸玩过五子棋。现如今，面对iPad，它对我来说，怎么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玩具，而是一件需要克服的复杂产品。操作再简单也仍然要考虑下载、升级、破解这些劳神的事，我装了各式日程笔记软件、塞进了大量大部头的读物……好在还有几本漫画……让我好受点儿。

独眼   全球商业 09/2011 生活栏目

我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了二十多年，那里徒步可达的地方可以吃爆肚炒肝、杏仁豆腐、老字号的糕点，多走几步就到隆福寺了，腿儿再勤点儿就到东单了。

一大早，胡同里的老头老太太就拎着小竹凳子大藤椅一排排往树下一坐，摇着蒲扇，打牌、下棋，或者什么都不干也什么都不说，只是看着。中午，胡同里都是炒菜的锅铲声；裹着各种香味，炒饭香、炖肉香、酱油香、黄瓜味儿、胡萝卜味儿，闻得出炒鸡蛋有多咸；妈妈们吆喝着那些还在拍贴画、玩弹球的孩子们回来吃饭；隔几个门洞就有为用水用煤排烟这些事儿闹的乱子和端着大碗撇着腿坐在大院门口吃炸酱面背上淌汗的光膀汉子。等洗了碗的泼水声告一段落，像有人按了“停止”键，变得静悄悄，大多数人都在睡午觉，只有知了叫个不停。破破烂烂的柏油小路也软塌塌的，被晒得化了黑汤儿。这一懒，就到了买菜做晚饭的时候，像中午那样闹一通，再穿着趿拉板儿挺着浑圆的肚子溜达出门，循着海棠、闻着丁香，沿着胡同的树荫晃悠，或者骑着自行车去景山，再或者由宋庆龄故居门口跳到后海的水里游泳，钻出水面看落日。天黑了，还能听到把象棋子默默拍在木板上、时不时有人拍蚊子的声音，直到入夜。

在这么个地方，今天和昨天的不同，无非是下不下雨该不该增减衣服要不要琢磨着弄点儿冬储大白菜。今天像昨天那样活，这一年也不过是头一年的重演，看看太阳看看云，按照节气吃喝睡，所有的图像日复一日地重叠在一起。乏善可陈，却也安心喜呆。

但这日子变化快，只隔着着一条街而已，对面的胡同就拆了，盖楼了。原来胡同里的一段段封闭的院墙，被打开一个个窟窿，装上大玻璃窗、铝板门，变成了小卖部、烤串店、棋牌室、装着粉红日光灯下午五点多才拉开帘子的美发厅。几米宽的地面，被一次次撬开，下水道、什么电缆、什么管线铺了拆拆了铺，蜂窝煤炉子、小暖气不让烧了，变成全电路。小汽车停在路边，老头老太太们最佳的乘凉树荫被越挤越小，要不就是他们搬着小凳儿赶紧忙地为了给儿孙们争得一个停车位，而这胡同里走过的人，不再是老相识，说的话也南腔北调，反倒难得听见京片子。

这时候，我也结束了胡同生活，跑到“宇宙的中心”五道口一待近十年，白驹过隙，我身边的时间变得飞快。即使也就方圆两公里而已，上个月还熟悉的地方，下个月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大坑，转年再看已经成了即将封顶的高档住宅楼。迷路虽谈不上，但变化就在眨眼间。

北京四分五裂了，东南西北环里圈外的人们完全像身处异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生活。天不亮，困于旧城的人们还在享受着新疆时间，再勤快也就是打着哈欠挠着头皮端着锅去买豆腐脑和油条；这个钟点，东北四环外人们已经像住在伦敦卫星城那样走出家门，在城铁站门前集结，带着起床气排队拥堆在一起，等着坐上第一班车进城；两小时后，东国CBD街上就都是穿皮鞋、西装、套裙的男女，走路的频率与那些描述纽约曼哈顿的电影一样富于节奏感，空气里弥漫着香水的浓醇，无处不透着紧张活泼的时尚与考究；与此同时，北国则一副僵尸出街的摸样，像是泡沫经济之后的东京池袋，看不透年龄的学生和白领民工穿着不修边幅的人字拖、T恤、过膝短裤，骑着自行车、电动车嘟嘟嘟嘟地从停在路边的汽车和拐弯的汽车之间挤出来，再晃悠悠地走进办公楼。

工作时间，哪儿都一样，无论是端着星巴克还是可乐，只是在格子间里对着电脑屏幕发呆，每天好像做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都没完成，时间在键盘鼠标盒饭之间就溜走了。本来就阳光匮乏的办公室，日与夜相似。一年四季的空调恒温24度，把活人窖藏。有时候会突然间把5月当成10月，把夏初和夏末重叠，日期只意味这一个deadline和另一个deadline，麻烦是一样的，程度都区别不大。

当夜渐深，旧城满是热门连续剧的对白，塞外已是一片灯黑与鼾声；东国的食肆、酒吧歌舞升平，与北国加班的灯火通明遥相呼应。

现在所处的，与我最初生活的北京像毫不相关似的。但想开了，同是一天天重复着过，睁眼闭眼之间的事儿。又不太信服地觉得还是以前那样像“过日子”，有味儿，现在不过是“熬时间”。偶然一次重新钻回胡同，看什么都又熟悉又新鲜，像是来参观的游客。花枝乱冒，知了还吵，撞见巷子边儿上摆了方桌，四个中老年人在打麻将，听着哗啦哗啦的响声，我坐在对面门洞的门槛上，愣了好一阵。

艺术界LEAP 2011年8月号

独眼

斯蒂尔•霍尔接到了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他在南京看到的是草木丛生的杂乱基地，没人拿得出一张清晰的地段总图。最初的计划，这里将建造的是“艺术与建筑博物馆”。当天，他根据自己对中国画散点透视的理解，画了一张黑白水彩草图。画里在黑灰色的层叠的山景前，有一个好像玩具魔棍一样扭转着的奇特白色建筑。那时，是2003年。

有关这栋建筑的全部设计，他已经想好了，让这栋建筑将从空中升起远眺南京城墙，城墙的炭黑色要成为这栋建筑庭院的色调，也定下了南京被毁掉的老建筑将在此处重新得以利用，收集来的旧灰砖将“在以柱子为模板浇筑起的混凝土墙之间，形成人字形的庭院铺地”。

霍尔以往的不少建筑都带有穿梭的曲折空间，置于呆板的立方体体块里，往来穿梭形象怪异像联通起来的奶酪洞，他称之为“纠结的体验”（Enmeshed Experience），视觉、触觉都在随着身体的移动而变化，空间不再是纯粹的简单几何形状，而是出现了复合、层叠、绵延的杂糅甚至暧昧的形态，听上去像中国古典园林中的“移步换景”。

四方当代美术馆的设计，体现了斯蒂文•霍尔一贯的建筑主张，他很干脆地把“纠结的”空间单独拿出来架到空中，加上他所喜欢的端头大窗和长长的楼梯，地面上形状特别的水池提供更多虚像反射，让空间体验进一步复杂化。

可惜，整个建筑太像一个造型意识过强的学生模型了，霍尔曾经一再推崇的具有开放和不明确的“弱的意象”的“弱化建筑”在这里变成了很强势很具体的形态，不再是披着理性皮毛的感性，反而变成了感性暴露的癫狂。这栋白色的建筑像长着独眼的巨蛇，飞在南京的山景前，显得突兀，带着过于夺目的侵略性。斯蒂文•霍尔对南京被破坏的古建筑有着怜悯和同情，却对四方美术馆所在的自然景观毫不介意。我觉得，他弄错了中国画散点透视最重要的一点。这种透视技巧从来不是为了表现建筑的，建筑没有自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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